砲台的興建始末
一、建造原由

打狗港於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開港之後,地位日趨重要,外商雲集,並有英國領事館之設。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開始重視台灣,於是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築台南府城外的二鯤鯓大砲台即安平大砲台(億載金城)。我們相信旗後砲台亦是同樣政策下之產物。


二、 建造時間

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由副將王福祿督造三座砲台,一為鼓山砲台,一為旗後砲台,另一為哨船頭砲台。此時期最主要的措施是勘定打狗三砲台之位置,分別有高(打鼓大坪)、中(旗後)及低(哨船頭)三種類型。砲台的形態雖已完成,但備砲似乎不全。光緒三年五月吳光祿使閩奏稿謂「遂於二十八日抵旂后登岸,當即勘閱該處南北兩岸砲台,現有道員勳撥勇西哨駐守,規模已具,砲未配齊。該處港口極窄,兩崖壁立,港外浪湧甚大,輪船驟難駛入,似乎有險可守」。可見砲台落成後,大砲尚未齊備。
十九世紀末是世界上火砲技術改進最快,競爭最激烈的時期,西歐各國競相研製威力大且射程遠之大砲,各種新型的砲日新月異地被發展出來。中國處於列強侵凌宰割的危機下,對於火砲之需求近若渴求的程度。因而我們可以推證,旗後砲台從清初即存在,現在所見的規模是光緒元年建成的,而光緒十年之後又添加設備,安裝新砲,並且局部增厚牆垣。至甲午戰爭時,因黑旗軍駐防,又增加一些火砲。


三、 設計師

光緒元年王福祿所聘英籍技師究竟是何人?缺乏資料似甚難考。按同時期沈葆楨奏建的安平大砲台(億載金城)係聘請法籍技師設計督造,而旗後卻聘英籍技師。光緒十年以後劉銘傳時期多重用德籍者,清末聘用外籍人士,與當時的國際外交局勢或列強之間的制衡似有關係。較早的如任「常勝軍」統領協助抗太平軍的英將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en 1833-1885 ),他除了打仗外還為天津英租界作都市規劃,包括街道公共設施、商業區及住宅。前述的德人(普魯士)漢納根(Von Hannacken )從一八七九應募來華服務,他是陸軍要塞的工程師,一八八六年建築北洋砲台,旅順、威海衛的砲台即是出自他的設計。獲李鴻章重用,加入北洋海軍。另外,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對沈葆楨之福州船政局幫助很多,沈氏來台籌建安平億載金城砲台聘用法人技師 Berthault,可能與日意格有關。蘇格蘭籍馬格里( Macartney)亦受李鴻章重用,協助軍械方面製造大砲。英藉琅威理(William Lang)協助建立清末中國海軍。大體上,當時中國延聘外籍專家,也必須考慮其國籍背景,以免戰爭發生時受制於人,但是砲台設計似乎以德人為多。

旗後砲台於光緒元年建造時,所僱之英籍技師應該親自現場調查研究設計,蓋港口砲台首重地理位置。同時兼顧幾座砲台之射擊角度,使入侵敵艦進入射程即難倖免。中國謂之「互為犄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理論。



四、 施工之督導

淮軍提督唐定奎率軍於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坐七艘輪船抵旂後口。淮軍是牡丹社事件及後平定番亂的主力軍。事平後,於同年十二月五日沈葆楨奏請獎勵有功人員,謂「記名提督唐定奎,統領銘武等軍十三營到台,因為布置周密,紀律嚴明,全台人心為之一定。且在同冶十三午七、八月間,鳳山等處時疫流行,營中士多物故。該提督拊循備至,兵氣不衰。現一面分營扼紮琅王喬、東港,一面規築旗後砲壘,以固海防,躬督工程,俾臻妥善,均屬調度有方」。據此與前引羅大春日記,我們確定唐定奎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督造旗後砲台。至第二年(光緒元年)因平番之事,淮軍副將王福祿接替為國捐軀的王玉山進駐枋寮刺桐腳。也許王福祿兼督造旗後砲台,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才作如是記載。方濬頤的《准軍平定台灣番社紀略》又謂「以十一月初二日倭船起碇......土客生熟番民乃獲相安,部署麤定,而旂后砲台之役興。蓋沈公以我軍營壘堅壯,版築速成,故有此命。於是鑿石通徑,畚土他山,經營之餘,不廢訓練」。據此,我們獲得較明確的了解,即是﹕旗後砲台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日軍退出後才動工,至光緒元年落成。主其事的應是沈葆楨,但籌劃現場實務的是淮軍提督唐定奎。工程收尾工作由駐台淮軍副將王福祿負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唐定奎率准軍入台時,法人日意格僱來砲台洋匠頭二人,據羅大春日記謂「帛爾陀與魯富」,前者應是設計安平大砲台的 Berthault無疑。後者據推測,很可能即參加旗後砲台之設計工作。據日人杉山靖憲《台灣名勝舊蹟誌》謂旗後之洋匠為英人,魯富的背景可能即英籍。

淮軍主持旗後砲台建造工程,那麼引起我們有關建築形式之聯想,據一些資料顯示,旗後主入口的「八字牆」確多見安徽古建築,砲台工匠是否來自安徽?另外,門額「威震天南」與哨船頭的「雄鎮北門」是否也出自沈葆楨之手書?觀其字體氣勢雄渾,風格相近,或有可能,但也可能為唐定奎所題。若觀以當時安平砲台及稍後的西台與滬尾之題額,皆出於大臣如沈葆楨、李鴻章與劉銘傳,我們有理由推證,現存的「雄鎮北門」可能為沈葆楨所書。



五、 建材及來源

清末砲台之施工,大都採取「洋員監工,華員辦料」之方式,旗後砲台的建造亦可能如此。它的材料來自何處?這是頗重要的問題。按當時台灣的燒磚技術不發達,大部分的重要公共建築都自漳泉廈門一帶訂購。據建於同治三至五年左右的打狗英國領事館當時資料顯示,所用磚頭仍運自廈門。我們推測旗後所用磚可能亦來自廈門,據現況調查,其磚塊品質甚佳,規格嚴整,色澤飽滿。另外,外垣所用之鐵水泥(編註﹕即cement,是十九世紀發展出來的一種水泥,非常堅固,軍事工程多採用。也有音譯為塞門德土。)至今仍異常堅硬。清末聘外籍技師建造砲台時,有些特殊的材料或設備亦購自西洋,如旅順建砲台時,經駐德公使購買計一萬零一百九十九桶塞門德土(cement),耗銀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兩。劉銘傳抗法時,淡水中崙及基隆社寮砲台「一材一料皆取購廈門」。另外,法軍侵台時在基隆所築 Galissonniere砲台,其厚垣似與旗後砲台所見一樣。綜合這些文獻,我們推證旗後所用的紅磚來自廈門,鐵水泥(塞門德土)購自歐州。其他的材料如木樑柱及石灰可能來自福建或打狗當地。


六、施工過程

1.初期
施工過程相信是很艱苦的,首先必須興築碼頭至旗後山上的運輸道路,旗後山西側臨海的一面盡是珊瑚礁岸,懸崖險峻陡峭。登山通路在東麓。從廈門運來的紅磚及花岡石在碼頭卸下後,可能以人工搬運。所用工匠應有僱自漳泉者,因其磚工至為考究,有磚刻及花式砌法。其餘的臨時工人可能係兵丁,清代營建官方公共建築如城池或衙門時常役使兵丁,台北府城築城即為一例。
旗後砲台所用的磚匠應是一群擅長藝術表現的匠師,在入口大門上除了砌出雙「囍」字形外,內部中央穿廊兩側亦有數種頗富變化的花式砌法,階梯更是砌成別緻的圖案。這些特色都顯示出中國傳統砌磚藝術之風格。無怪乎,清末的美國記者James W. Davidson在他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一書中謂﹕「在打狗旗後山地方之下端亦構築一砲台,其設計原為歐式,後又參酌華式而成者」。
2.光緒十年
光緒十年(西元1884年)劉璈在台灣南部加強防務,對打狗的砲台又加修建,「至旂后砲台添建進子藥房及南北岸改造女牆,前據委員估報需價三千七百餘金,尚飭撙節勘後。且該砲台稍形淺露,亦令仿照安平,加築護牆,開塘式樣,量為變通辦理。其旂桿處,應築小砲台,聯絡南北兩砲台(即旗後及打鼓)。據陳管帶羅復稱,該處地段未廣,難於建造,開挖地營,又砲石底﹔因改由旂桿處添築小砲位二座,估計工料銀三百七十餘兩。惟地勢本高,宜求合用,並今砲位之外,加築圍壘開鑿深濠,較為穩適」。
3.中法戰爭之後
中法戰爭之後曾有一次修建及更新備砲,劉銘傳於光緒十二年(西元1886年)鑒於過去防務之疏陋,籌防實為要務,於是在基隆、滬尾、澎湖等地擇址另造新台,一律以兵工建築,惟安平舊砲台尚可修葺。至於旗後本有砲台一座,後在大坪山添築一座。是年三月向英商怡和洋行議購三十一尊新式阿姆斯脫朗後膛鋼砲,從光緒十四年六月至十五年二月陸續運台並僱洋匠鮑恩士仿照西法添築砲台十座,旗後砲台獲更新四尊大砲。同時期鮑恩士除了略為改造旗後砲台外,打狗大坪山、滬尾、西嶼西台及東台皆獲新造。
鮑恩士對旗後砲台的修改,可能幅度不大,亦即維持原有之平面格局。我們根據現場各部位的材料及作法判斷,只更換新砲,並加厚砲座或外垣,使其斷面的構造符合當時的避彈理論。


七、 設計觀念

試從現存幾座砲台,包括西嶼西台、東台及滬尾砲台等來分析,我們大致可知鮑恩士對於砲台設計有下列共同特色﹕
    1.砲台周圍壘內外兩層土垣,可以吸彈,減輕敵砲之威力。
    2.將營舍緊靠於內垣內,其構造有兩種﹕拱卷穹窿式(西嶼西台、東 台及滬尾),木柱密樑上舖鐵水泥(旗後)。
    3.砲座介於外垣與營舍之間,並且位置較高。
    4.砲台入口有如中國式圓卷城門,如西嶼西台、東台及滬尾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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