砲台花絮

一、門額字體之謎

旗後砲台的主門朝南,面向旗後市街,在清末中國人的觀念而言,主門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在門的兩側分別嵌有「囍」字,似乎意味著他們祈求一座平安帶喜的砲台。但是這座大門在乙未割台之役時,被日艦砲火擊中,據文獻載,當時參加是役的日艦有吉野、秋津洲、大和、八重山、浪速、濟遠、海門及西京丸等艘。日砲擊中砲台門額,上面的「威震天南」四字前兩字被擊毀,因此日後所拍攝的照片上只見到剩餘的「天南」二字。旗後門額「威震天南」四字見一九二七年印行之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復原工程上希望能恢復門額的四個字,但前兩字無法得知書法字體為何,因此在知之為知的原則下,門額只將「天南」二字按老照片放大摹寫為原寸大比例,供施工者按字形施作凸出之浮字。「威震」二字則只以相近字體刻陰線於門額上。如果比較港口北岸的「雄鎮北門」,我們顯然很容易聯想這是相對的句子,即「雄鎮北門,威震天南」。
也許當年題字者為同一人,書體應相同,這兩方門額之字體有可能為唐定奎請沈葆楨所撰書。當清光緒元年砲台落成時,主其事者為欽差大臣沈葆楨,而在旗後督造實務的是淮軍提督唐定奎。


二、駐軍的祭祀空間

在後操場的西側有一個房間內,發現尚保存一座灰泥砌築的供桌,形式較接近中國傳統的「翹頭案」,桌面平,但略有下凹之弧面,兩端翹起。前面以泥塑出案腳,略向兩側斜出,造型顯得四平八穩。當這座供桌出土時,其中表面略有破損,左側翹頭亦缺,經過小心清理積土之後,現出外型。修補時仍依據左右對稱原則予補全。相信這座磚砌泥塑供桌應是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初建時物,深具保存價值。在這個供祭祀的房間對面的兵房外牆,有一堵凸出的小牆,其形制不明,據我們依其位置推測,或許為類似照牆之物,因為供桌上神明所正對之方向,有設置照牆之古老傳統。這堵小牆,也很完整地保存下來。供桌的長度約二公尺餘,深亦有六十公分,顯然可以供奉至少一尊神明及燭台、香爐的祭具。現場已經無法找到神像。我們研判可能乙未割台之役,黑旗軍撤守之後乏人照料,至日據時期才由里民栘至山下他廟供奉,我們尚未尋得如今供在何處。至於供桌上所供奉的神衹是什麼神?則很難直接考證,只能間接推測。按一般傳統,中國古代的軍隊常以關公作為戰神,民間有些則以封神榜所載的哪吒太子作為戰神。如果將來有必要的話,那麼不妨可供奉一尊關公神像在這間祭祀房中。再據中國古代民間的習俗觀之,那麼有可能被尊戰神的,除了關公之外,還有黃帝的蚩尤。據傳蚩尤發明金屬製武器,能征善戰,至漢朝時便以蚩尤為戰神,司馬遷史記封禪書曰﹕「三日兵主,祠蚩尤」,除了民間祭祀,官方也供奉之。在台灣,將蚩尤奉為戰神可能較少,將關公尊為戰神者似乎較普遍。關公被尊封為「關聖帝君」,今天民間將它視為財神,但古時舉凡布商、廚師、豆腐業、屠宰業、糕點業、命相家及武師、軍人等皆奉他為守護神,這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可見關公確是一位深入人心廣受中國人尊敬的神衹。官方的尊奉記錄是明朝時關公與岳飛同祀武廟,關帝的誕辰日是農歷五月十三日。
在台灣清末幾座砲台中,我們尚未發現像旗後砲台這樣大的祭祀房。在台南安平的小砲台雉堞牆上有一凹入之小洞,上圓下方,猶如一個神龕,但未見有神像在內,據我們研判這亦應是一座供奉戰神的神龕。歸結起來,旗後砲台的神房與翹頭案實深具古代軍事文化史之價值。


三、駐軍的兵力

清末旗後砲台駐軍的兵力很多,據史料顯示,光緒二十年十月旗後砲台的防衛兵力包括﹕分撥鎮海前軍右營右哨駐守,添額頭二等教習四名,砲手六名,筏夫三名,銅匠一名。每月加給薪糧大建湘平銀一百七十兩零八錢﹔小建湘平銀一百六十七兩一錢零六釐六毫。兵員數量,據同年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謂可容兵五百人。旗後砲台在清代實際上駐紮多少兵員呢?據清光緒十八年(西元1892年)全台營務處總巡胡傳行抵鳳山縣旗後視察時載稱,打狗三座砲台由副將萬國標管帶鎮海前軍右營管轄,以四哨駐大坪頂新砲台,以一哨分駐旗後與哨船頭砲台。因之,旗後的駐軍人數不會超過一哨,一哨約五十人左右。據乙未割台之役前的記載,當時由劉永福義子劉成良駐守打狗,據劉成良在光緒二十一年七及八月所發的「公牘砲簿」,當時劉成良統率的部隊稱為「福」字軍,鎮守打狗一帶。而旗後砲台所駐黑旗軍大約亦一百餘人,佈署最多時亦不超過兩百人。依此推算,每間兵房大約可住三人至四人。

旗後砲台之從興建、修建與改建,終至乙未割台落入日軍之手,這座砲台之生命歷程也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頗為戲劇化的寫照。伴隨它的人物也都是近代史上的要角,丁日昌、沈葆楨、劉銘傳、劉永福等人前後貫穿著旗後砲台的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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